内容提要：在土家族文化的总体框架之下，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考察其服饰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章认为，土家族服饰不仅在形成、发展、演变阶段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而且在创新阶段亦应具有这两个重要特征。本文对深化土家族服饰的理论研究和指导土家族服饰创新的实践探索均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土家族服饰；民族性；时代性；传承；创新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服饰都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特征，不仅能综合反映各个民族的劳动成果、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等，而且能反映各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土家族服饰在经过了形成、发展、演变阶段后，现已逐渐进入创新阶段。这就意味着既要对土家族传统服饰进行合理的传承，又要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科学的创新，将民族性与时代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特色的土家族现代服饰。本文将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系统阐述土家族服饰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征，在土家族文化的总体框架之下审视这两个基本特征，不仅为深化土家族服饰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对指导土家族服饰的创新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希望以此推动土家族服饰创新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

    一、从历史上看土家族服饰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土家族服饰已经历了形成阶段（宋代之前）、发展阶段（元明至清初土司时期）、演变阶段（清初改土归流至20世纪80年代）。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普遍公认土家族在宋代已经形成，因此将宋代作为土家族服饰形成的下限，把宋代之前作为土家族服饰的形成阶段，是以土家族这个族体形成的时间为依据的。在第一个阶段，土家族服饰随着族体的逐步形成而形成，并成为土家族显著的民族特征之一。在第二个阶段，土家族服饰进入了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形成了男女服饰一式、崇尚简朴等总体特征，产生了较大的地域差异和阶级差异。在第三个阶段，土家族服饰以改土归流为开端，进入了受汉族服饰影响日益明显的演变阶段，其外观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男女服饰的区别越来越悬殊，款式越来越丰富，受汉族服饰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土家族服饰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具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特征。
    土家族服饰在形成的过程中，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土家族先民最初以树叶、茅草、动物毛皮遮身，随着纺织技术逐步提高，开始以自己纺织的土布制作服饰，由毛皮服饰阶段向布衣服饰阶段发展演变，同时保持树叶遮身、结草为服的原始服饰。流传至今的茅古斯，表明土家族先民曾经历了结草为服的原始阶段。巴人在楚、蜀等诸侯国的影响下，纺织技术得到迅速提高，并以纺织“賨布”著称。许慎在《说文》中称：“幏，南郡蛮夷賨布也。”“賨，南蛮赋也”。尽管当时巴人纺织賨布主要是向封建王朝纳赋，但仍有一部分用于制作本民族服装，从而带来了土家族原始服饰的两大变化：一个变化是皮毛服饰逐渐向布衣服饰演变，另一个变化是色彩更加丰富，形成了彩色斑斓的独特个性。随着土家族先民与汉族交往逐渐加深，尤其是彭缄带领大批百艺工匠从江西迁入湘西，使汉族地区先进的纺织技术不断传入土家族地区，为土家族服饰的正式形成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从零星的文献记载和分散的考古发掘综合分析，当时土家族先民的服饰相对简朴，男女皆有包帕、着裙之俗。
    上述材料表明，这一时期土家族服饰的民族性表现为以下两点：⑴土家族服饰逐渐由皮毛服饰向布衣服饰演变，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如男女皆有包帕、着裙之俗，奠定了土司时期土家族服饰男女一式的基础。⑵土家族服饰不太注重佩饰，款式相对简单。如，当时的土家族服饰只有耳环、手镯等简单的佩饰，奠定了后世土家族服饰崇尚简朴的基础。其时代性亦表现为以下两点：⑴土家族服饰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是反映当时土家族先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如土家族先民曾结草为服，说明他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尚未掌握先进的纺织技术。⑵土家族服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反映了当时各民族生产技术交流不断密切。如巴人在楚、蜀等邻国先进生产力的影响之下，纺织技术迅速提高，并以纺织“賨布”著称，从而使其服饰由毛皮服饰向布衣服饰发展，呈现彩色斑斓的独特个性。可见，这一时期的土家族服饰，不仅反映了土家族服饰固有的基本特征已基本形成，而且反映了当时土家族先民的社会生产力和各民族经济技术交流状况，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特征。
    土家族服饰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在土司地区，土家族服饰以独立自主发展为主，受汉族服饰的影响较小。据方志记载，“土司时期服饰不分男女，皆为一式，头裹刺花帕，衣裙尽绣花边。”[1]“男女蓄发椎髻，赤脚短衣，耳贯大环”。[2]“男女耳留垂环，大者如镯，以多为胜”。[3]“妇女喜垂耳圈，两耳之轮……，项圈、手圈、足圈以示富”。[4]当然，由于部分上层土司与封建中央王朝及汉族文人交往密切，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其服饰已经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如，长阳土家族田昌杰收藏了土司时期的两件服饰：一件是七仙穿袍，另一件是羽毛裙。其中，七仙穿袍是明代长阳麻栗土司王服，实心铜扣为其特征。穿戴时，需七个如仙侍女服侍，故名。羽毛裙是用各色羽毛纺成金丝绒，经工匠绣成各种图案，其质地细腻，光泽鲜量，十分华贵，当年仅有少数上层土司夫人可以穿着。又如，1976年在宣恩城郊出土的金凤冠，被专家认定为施南土司夫人佩戴的纯金饰品。以上几例，充分证明当时的土司服饰已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在土汉杂居地区，尤其是在卫所地区和土汉交界地区，土家族服饰则受汉族服饰的影响较大，初显汉化的端倪。早在宋代，施州就已出现了学习汉文典籍较好的土家族文人和官员，[5]故史称“施州蛮”为“缴外熟夷”，[6]曲折地反映出施州土家族在宋代已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进入土司时期之后，朝廷在此设立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大批汉族军队、官员迁徙至此，汉文教育随之普及，如元代在建始、施州设立学校，进一步促进了汉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因此施州地区的土家族服饰受汉族服饰的影响更加明显，这是不言而喻的。正是基于上层土司和下层土民、土司地区和非土司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彰显了这一时期土家族服饰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
    从民族性看，服饰不分男女，皆为一式，衣裙尽绣花边，说明衣裙的出现标志着土家族服饰具备了自己的形体和规范，形成了本民族的独特个性；头裹刺花帕和男女蓄发椎髻，耳贯大环，说明包头帕和耳环的出现标志着土家族服饰趋于丰富和完善，因此这一时期的土家族服饰在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时代性看，无论是上层土司和下层土民之间的服饰差异，还是土司地区和非土司地区的服饰差异，都深刻地反映了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上层土司与下层土民之间的服饰差异，深刻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差异。如下层土民男女蓄发椎髻，赤脚短衣，而上层土司阶层则佩戴金凤冠，或佩戴项圈、手圈、足圈以示富，不仅标志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而且折射出他们之间的社会财富相差悬殊，这是土司制度下土家族内部阶级分化十分明显、阶级关系十分突出的重要标志之一。土司地区与非土司地区之间的服饰差异，则生动地说明了土家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地区差异。非土司地区的土家族服饰一般或多或少地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而土司地区的土家族服饰则基本上处于独立自主发展的状态，二者之间形成明显的地区差异。一方面说明土司地区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和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相对较少，这主要受制于封建王朝“蛮不出境，汉不入洞”的民族隔离政策和土司对汉族商人实行的种种限制措施，反映土司制度具有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经济文化交往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反映非土司地区和汉族地区经济文化交往密切，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和汉族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逐渐缩小，文化共性越来越多，从而证明封建地主制经济比封建农奴制（领主制）经济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可见，这一时期表现于土家族服饰之上的纵向差异和横向差异，正是土家族服饰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双重特征的集中体现，同时说明土家族服饰已具备相对完整的形态、范式和个性。
    土家族服饰在演变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明显的演化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清初改土归流至清末。清王朝对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服饰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改土归流之后，封建地主制经济逐步取代了封建农奴制（领主制）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促进了该地区纺织技术进一步提高，为土家族服饰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清政府以服饰宜分男女为由，对土家族服饰进行了强制改革，下令禁止男性穿花衣服，从而使土家族服饰男女一式的外观形式得以改变。此后，男子不再穿八幅罗裙，不再编发椎髻，仅保留了包帕子的习俗。这一改革措施，不仅促使土家族服饰在外观形式上发生了急剧变化，而且促进了土家族服饰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势。⑴土家族服饰的外在形态进一步多元化。男子以扣穿蜈蚣扣的对襟短衣和宽大的裤子为主，腰则缠花板带。女子以穿右襟大袖上衣和八幅罗裙、百褶裙、筒裙及大脚绣花筒裤为主，且随年龄变化更趋多元化。它说明土家族男女之间的服饰悬殊越来越大，式样越来越多，是这一时期土家族服饰的重要特征之一。⑵土家族服饰受满汉服饰的影响更加深刻。随着大批满汉流官和商人、地主、工匠、农民等相继迁入土家族地区，各民族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土家族服饰越来越受到满汉服饰的影响。如，部分土官以穿流官的服装为荣，借此标榜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如，部分土家族人民逐渐改穿汉服，或在本民族服饰中融入汉族服饰的部分元素，从而显露出土家族服饰逐渐汉化的发展趋势。第二个阶段是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之后，土家族地区的族群流动较之以前明显加快，大批汉族人口相继迁徙至此，同时又有相当多的土家族迁往汉族地区学习、经商、参军、从艺等，形成以大量汉族迁入、部分土家族迁出为特征的族群互格局，这无疑为土家族服饰的进一步演变创造了现实条件。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湖南省政府和省府大批学生师生迁入恩施、沅陵，则进一步加速了土家族地区的族群流动。这次以大批汉族迁入为主的族群流动，实际上就是一次大的文化输入，更进一步促进了土家族服饰的演变。各民族经济交往更加密切，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土家族服饰又一次发生巨大的演变，它不再是外观形式的简单变革，而是从主体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改穿汉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多，穿戴本民族传统服饰的人越来越少，从而使土家族服饰的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穿戴土家族服饰的人员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以汉族为主的大批党政干部陆续迁入土家族地区，彻底改变了土家族地区的民族结构，使土家族地区融入我国的主流社会之中，无疑促使汉族服饰的主流地位在土家族地区越来越明显，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家族服饰越来越边缘化。从宏观上看，居住在城镇、多民族杂居区的土家族绝大部分已改穿汉族服装（当然也有部分土家族平时穿汉族服装，但在特定节日和场合仍穿本民族服装），只有居住在聚居区或偏僻地区的少部分土家族仍穿本民族服装，其中以保留土家语的地方为主。从微观上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族南下干部的中山装、列宁装等倍受土家族地区中青年的青睐，一度成为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服装，进一步加深了土家族服饰边缘化的程度。综观这一时期的土家族服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双重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
    从民族性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⑴土家族服饰的外在形态逐渐多元化。从男女服饰皆为一式，到二者逐渐分开，再到彼此悬殊越来越大，表明这一时期土家族服饰的外在形态呈现出逐渐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折射出土家族服饰的性别特征越来越明显。无论男女服饰皆随季节、年龄的改变而变化，不同类型的服饰在式样、色彩、装饰等方面上更趋多元化。如，土家族女式下装既有裙裤之分，亦有八幅罗裙、百褶裙、筒裙之别，且色彩因人而异，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色彩爱好、精神追求等个性特征。⑵土家族服饰的文化功能进一步完善。服饰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的民族心理特征的外在表现形式。一个民族的服饰总是与其总体文化的演进紧密相联，因而服饰不仅仅是直观的物质文化，而且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经过了形成、发展、演变阶段之后，土家族服饰的文化内涵逐渐丰富，标志功能、表达功能、审美功能等文化功能逐渐彰现出来。
    从时代性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⑴土家族服饰的演变标志着土家族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土家族服饰从男女一式到逐渐分开，再到彼此悬殊越来越大的演变，标志着土家族在改土归流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之后，以流官制度取代了土司制度，标志着土家族地区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此带来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即封建地主制经济代替了封建农奴制（领主制）经济，以汉文化为主的地域文化逐渐代替了以土家族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土家族服饰从男女一式到逐渐分开，是封建流官对土家族风俗习惯强制改革的结果，它标志着在流官制度下土家族固有的一些风俗习惯被迫进行强制改革，以适应汉族封建伦理道德的需要，促使土家族文化发生深刻的历史变迁。土家族男女服饰的悬殊越来越大，是封建流官对土家族服饰强制改革的延续与发展，从中可以看出土家族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审美意识的嬗变。辛亥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土家族地区经历了两次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样对土家族服饰产生了深刻影响。民国时期，部分土家族不敢穿本民族服装，改穿汉族服装，是由于他们害怕受到民族歧视不得已而为之，并非自觉自愿，标志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家族在政治上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许多土家族自觉改穿汉族服装，标志着土家族在政治上处于民族平等的地位。因此，土家族服饰的演变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土家族政治地位的根本不同。⑵土家族服饰的演变标志着土家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这一时期，土家族地区出现了三次大的族群流动高潮：第一次是改土归流至18世纪末，即大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继迁入土家族地区；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汉族从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迁入土家族地区；第三次是解放初期，大批汉族党政干部相继迁入土家族地区。这三次大规模的族群流动以大批汉族的迁入为主要特征，加速了土家族与汉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使汉族服饰对土家族服饰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汉族服饰的部分元素在土家族服饰中得以体现，而且越来越多的土家族改穿汉族服饰。因此，土家族服饰的这种演变标志着土家族与汉族文化的融合程度越来越高。可见，通过对这一时期土家族服饰的考察，可以看出土家族在改土归流之后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各民族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二、从现实中看土家族服饰的民族性和时代性

    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土家族服饰进入了创新阶段。全国恢复土家族成份、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作基本结束后，土家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成员的政治地位不断巩固，民族意识不断增强，逐步形成了以挖掘、弘扬、发展、创新本民族文化为宗旨的民族文化热潮，从而推进了土家族服饰的创新。随着各地各种民族节庆活动不断增多，旅游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各种政治场合的特殊需要，穿戴土家族服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创新土家族服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于是各地都相继开展了以创新土家族服饰为宗旨的设计、制作工作，诞生了一批土家族现代服饰。尽管这些服饰中不乏既体现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特色的款式，但在总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从根本上把握住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存在五花八门的弊端，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对土家族现代服饰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有一个科学、理性的认识和把握。把握民族性，就是合理传承土家族传统服饰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功能，使土家族服饰的精髓得以延续；把握时代性，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土家族传统服饰的基本要素，充分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从民族性看，土家族服饰应该把握以下三点。
    ⑴保留土家族传统服装的几种基本款式。相比之下，土家族传统服装的款式较为简单，虽然有时代性差异，但地域差异并不明显，这就为我们保留土家族传统服装的基本款式提供了有利条件。概括而言，以下六种款式应该在土家族现代服装中得到体现。①矮领斜襟绣花式上衣。这是土家族女性上衣的主要款式，是设计、制作土家族现代女性服装的主要依据，其基本特征是在领、襟、袖等处绣花或贴各色花边栏杆，其中领上镶嵌三条花边（俗称“三股筋”），以布扣锁襟。这种款式的上衣往往与绣花围腰相配，是土家族女性在社会生产、日产生活中最主要的服装。姑娘素装是外套黑布单褂，春秋季节多穿白衣，外套黑褂，色似鸦鹊，称之为“鸦鹊衣”。这种外套式“鸦鹊衣”也是设计、制作土家族现代女性服装的重要参考。②矮领对襟蜈蚣扣式上衣。这是土家族男性上衣的主要款式，是设计、制作土家族现代男性服装的主要依据，其基本特征是矮领、对襟，在胸前以蜈蚣扣锁襟，一般不绣花，但亦有在袖口贴花边栏杆的。这种款式往往与绣花板带相配，是土家族男性在社会生产、日产生活中最主要的服装。③宽筒绣花栏杆式长裤。这是土家族女性下装的主要款式之一，是设计、制作土家族现代女性下装的重要依据，其基本特征是腰宽、筒短，在裤脚上绣（或贴）两至三道花边栏杆。④八幅罗裙、百褶裙、筒裙、响铃裙。这是土家族女性下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八幅罗裙（其基本特征在于不同布料的组合）是土家族女性最古老的下装，百褶裙（其基本特征在于同一种布料的褶皱）、筒裙（其基本特征在于花纹图案的选择）、响铃裙（其基本特征在于铜铃的佩戴，它是在筒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源于土家族民间宗教道具“八宝铜铃”，即将铜铃挂在衣边上，走起来叮铛作响）基本上是改土归流后在学习、借鉴其他民族服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的，具有现代时装的一些基本要素，是设计、制作土家族现代女性下装的重要素材。⑤肥腰大脚式短裤。这是土家族男性下装的主要款式，其基本特征是裤子肥大，裤脚大而短，皆为青、蓝布色，这种下装一般与绑腿相配，是设计、制作土家族现代男性下装的重要依据。⑥其他特殊款式。包括各种特定场合、特殊行业穿着的服装款式，如茅古斯稻草服、新娘露水服、铁匠毛皮装等。这些特殊的款式设计、制作土家族现代服装（尤其是舞台演出服装）的重要参考，其基本要素可以融入其他现代服装之中。
    ⑵保留土家族传统佩饰的几种基本款式。尽管土家族服装的各种佩饰相对简单，但仍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就为我们保留土家族传统佩饰的基本款式提供了有利条件。概括而言，以下六种佩饰应在土家族现代服饰中得到体现。①鞋帽类装饰。包括帽子、头巾、鞋子等形式。其中帽子以小孩的虎头帽、猫耳帽等最具特色，其基本特征是帽子仿照各种动物的形状（通常绣以各种吉祥图案），在其上点缀银菩萨（如十八罗汉），两耳之上缀以风铃。成年人头巾以青、白色“人字形”丝帕最具代表性，其基本特征是将青丝帕或五六尺长的白布缠于头上，呈“人字形”，一般因性别、年龄而异。鞋子一般有偏耳草鞋、满耳草鞋、布鞋或钉鞋等，其中布鞋以绣花鞋最具代表性，其基本特征是鞋底为千层底，鞋帮绣以各种吉祥图案，通常配以各种绣花鞋垫，是反映土家族姑娘心灵手巧的重要标志。②头饰。包括凤冠、籫子、耳环等，一般以金、银制成，因家庭经济状况、年龄差异而略有不同，其中凤冠是土家族贵族妇女佩戴的装饰，其他皆为一般妇女佩戴的装饰。耳环则是过去土家族男女皆喜欢佩戴的头饰，且以多为美。③胸饰。包括牙扦、项圈等。牙扦挂于胸前右方，为土家族妇女喜爱的银饰兼适用之物，一般重近200克，长68厘米，上面安有小银圈一个，便于套挂在胸口上，中央为打制的虫鱼鸟兽及植物藤草连缀其间，下端吊有耳挖、牙扦、马刀、叉、剑、针夹、铲等小银器物，是土家族新娘出嫁时的必备之物。过去，家庭比较富裕的土家族妇女亦佩戴银质项圈。④手饰。包括手镯、戒指等物，是土家族妇女常见的手部装饰之物。⑸腰饰。包括围腰、板带、烟袋等装饰之物。其中围腰是土家族妇女喜爱的装饰兼适用之物，通常在上面绣以各种精美的花纹图案；板带是土家族青年男性喜爱的装饰兼适用之物，通常由未婚女友赠送，上面以绣以各种精美的花纹图案，是土家族男性进入成年的重要标志。⑥足饰。过去，家庭富裕的土家族妇女喜欢佩戴银质足圈，但并不多见。
    ⑶保留土家族服饰的基本文化功能。通过以上分析，以下三种文化功能应在土家族现代服饰中得到科学运用。①标志功能。土家族传统服饰具备标志性别、年龄、贫富和社会地位的文化功能。改土归流之后，土家族传统服饰男女一式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不仅男女服饰各异，而且悬殊越来越大，从而具备区别性别的文化功能。土家族传统服饰不仅在款式、色彩上具备区别年龄的文化功能，而且通过特殊的饰物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功能。如土家族女性在未婚时通常梳辫子，以丝线系之；婚后多椎发挽髻，以银饰缀之；老年时则以挽巴巴籫，以银籫挽之。同样，男性若在腰间缠上绣花板带，则表示他已有未婚女友或已婚，进入成年人阶段。在土家族传统服饰中，凡是佩戴金、银饰物较多的就代表家庭比较富裕，社会地位较高，反之则表示家庭贫困，社会地位较低。可见，土家族传统服饰的标志功能是通过它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的。②表达功能。土家族传统服饰具备表达宗教信仰观念和文化交流信息的文化功能。土家族传统服饰通过一些特殊的图案、饰物等，表达了本民族神秘的宗教信仰观念。如，土家族儿童的虎头帽仿照虎头的形态，通常被认为是白虎崇拜的宗教遗存，表达希望得到白虎图腾保护的愿望；风帽上的十八罗汉作为一种装饰物，表达了希望菩萨保佑小孩健康成长的愿望。土家族传统服饰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渗透与参与下生成的，隐含了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尽管过去土家族多用自织、自染的土布（家机布）作衣料，但女子多将布染成“鹿子闹莲”、“喜鹊闹梅”、“双凤朝阳”等富有喜色的图案，这显然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晶。土家族妇女在领、襟、袖、围腰、板带、布鞋之上绣的各种花纹图案，多选择汉族民间喜庆的花纹图案，同样表明汉文化已融合于土家族传统服饰之中。无论是土家族贵族妇女佩戴的金凤冠，还是一般妇女佩戴的耳环、手镯、戒指等饰物，更折射出土家族大量借取汉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历史。因此，可以通过土家族传统服饰窥视土家族与汉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信息。③审美功能。尽管土家族传统服饰崇尚简朴，但丝毫没弱化其审美功能。土家族传统服饰不仅注重布料的色彩、花纹，而且注重各种图案、装饰，具有美化形体的文化功能。如前所述，土家族注重不同年龄、性别选择不同颜色的布料，一般青年人喜欢浅色，老年人喜欢深色，以适应不同社会角度的审美需求。土家族妇女不仅在领、襟、袖、围腰、布鞋等处绣花或镶嵌花边，而且在头、胸、手、足等部位佩戴各种金、银饰物，以达到美化形体的审美效果。
只有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土家族现代服饰的民族性，使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保留土家族服饰服饰文化的精髓。
    从时代性看，土家族服饰应把握以下三点。⑴科学创新土家族服装的基本款式。任何一个民族的服装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从款式方面创新土家族服装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合理借鉴各兄弟民族服装的部分款式，另一个途径是科学运用现代时装的部分款式。无论是兄弟民族的服装款式，还是现代时装款式，只要符合土家族现代服装的基本要求，都可以合理借鉴和科学运用。一般而言，土家族应该多借鉴南方农耕民族服装的款式，这是因为同一经济文化类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往往具有同质性，易于交流、融合。⑵合理创新土家族服装的基本佩饰。在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产生的各种服装佩饰，必然不能完全与现代土家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其中一部分将被淘汰（或仅保留在舞台表演中），一部分将被继续传承，还有一部分将被改造创新。如，耳环可以耳圈代替；金、银等制作的佩饰，可以其他现代材料代替。⑶不断完善土家族服饰的文化功能。由于土家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不够丰富，其文化功能发挥得不够，因此需要不断丰富其文化内涵，完善其文化功能。①进一步完善标志功能。根据不同年龄、行业、场合等因素，选择不同色彩的布料和不同风格的款式，设计、制作不同形式的土家族服饰，使之成为区别不同年龄、行业、场合的重要标志。今年州庆期间举行的土家族服饰展示活动，有关民族服装生产厂家设计、制作了土家族的日常生活服装、宾馆饭店服装、旅游导游服装、民族学校服装、公务人员服装、的士司机服装、农家乐服装、民族节日盛装等八种服装。根据不同行业、职业、场合的特点，设计、制作不同形式的服装，正是完善土家族服饰标志功能的有效途径。完善土家族服饰的标志功能，就必须在体现民族性的同时进行科学创新，既要防止只讲民族性、不讲时代性导致的千篇一律，又要防止只讲时代性、不讲民族性导致的五花八门，否则就会事与愿违。事实上，各地在设计、制作土家族现代服饰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科学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度，将二者有机结合。以恩施州为例，在庆祝建州二十周年的文艺表演活动中，每支表演队伍穿戴的民族服饰各不相同，缺乏一种相对统一的规范，难免给人以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错觉，从而使人们难以对土家族服饰留下整体的印象，这就极大地弱化了其标志功能。究其原因，就是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随心所欲，盲目追求布料色彩的绚丽多彩和款式的标新立异，过分讲究服饰的舞台效果，没有将民族性和时代性有机结合。因此，只有在体现民族性的基础上，土家族服饰的标志功能才能正常发挥。②进一步完善土家族服饰的表达功能。土家族的宗教信仰观念可以进一步在其服饰中得到体现，丰富其文化内涵。如，凡是流行白虎崇拜的地区，可以将白虎作为服装的基本图案或装饰；凡是流行牛王节的地区，可以将牛头作为一种符号象征移植到头饰之中；凡是土家族崇拜的动物、植物，以及各种象征吉祥的图案都可以在其服饰中合理体现。近年来，恩施州设计、制作的土家族大红袍，就将白虎图案作为胸部装饰，体现土家族崇拜白虎的宗教信仰观念。③进一步完善审美功能。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审美观念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对土家族服饰的审美功能要求越来越高，客观上要求按照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不断完善其审美功能。这就要求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在布料的选择上下功夫。随着我国的纺织技术日益现代化，不同原料、质地、色彩的布料不断增多，为选择不同的布料制作土家族服饰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为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个性化审美需求提供了便利，达到服装款式相对规范化，布料色彩相对个性化的要求。与此同时，还应将土家族传统织锦西兰卡普应用于服饰之中。对西兰卡普在土家族服饰中的应用，有关专家、学者已进行了前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周丽娅教授不仅在《在西兰卡普织锦探索中的感悟》一文中，对西兰卡普与土家族现代服饰的结合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而且在歌舞时装表演《土家情韵》中以6大系列共80款土家族创新服饰，在昆明举办的首届中国民族服装博览会上荣获多项金奖。目前，恩施州设计、制作的土家族现代服饰中也不同程度地应用了西兰卡普，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有的直接将西兰卡普作为制作服饰的衣料（如坎肩、晚礼服，演出服装等），有的将其作为装饰（如土家族大红袍在西兰卡普上绣白虎作为胸前装饰，在袖口镶嵌西兰卡普花边等），有的将其传统图案作为花边图案等，具有较好的审美效果。第二，在款式的选择上下功夫。尽管土家族传统服装具有一些基本的款式，但从现代审美观念来看，有的不太符合现代时装的要求，不能完全满足现代土家族人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对本民族传统服装的部分款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现代服装款式的要求，同时科学借鉴现代时装的部分款式，将土家族传统服装款式与现代时装款式有机结合。目前全国各地设计、制作的土家族现代服装中有相当一部分已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较好的审美效果，但绝大部分在二者的结合上仍存在较大差距，不伦不类。第三，在佩饰的选择上下功夫。在保留土家族传统服装佩饰的基础上，适当增加部分体现时代特色的新佩饰，是完善土家族服饰审美功能的重要途径。目前全国各地设计、制作的土家族现代服装，往往忽视了服装佩饰的重要作用，有的完全没有佩饰，有的随意制作佩饰，有的盲目借用其他民族佩饰，既不能发挥传统佩饰在土家族现代服饰中的基础性作用，又不能使其在土家族现代服饰中得到创新性发展，极大了弱化了土家族现代服饰的审美功能。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土家族服饰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够造成的。由于对土家族服饰的基础研究不够，人们对土家族服装佩饰的基本种类、形状等缺乏深入的了解，加之在现实中更难以见其实物，不能自觉地将其运用于土家族现代服饰的设计、制作之中，从而造成传统佩饰在现代服饰中的缺失。由于对土家族服饰的应用研究不够，对土家族现代服饰中的佩饰缺乏深入的理性思考，就不可避免地随意设计、制作，或盲目借用其他民族的佩饰，滥竽充数，难以达到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完美结合。事实上，从佩饰方面完善土家族服饰的审美功能，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实现。一个途径是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在保留土家族传统佩饰的基础上，对其中部分佩饰进行合理的改造，达到新旧结合的目的。如，可以将土家族传统服饰中的头巾改变为“人字形”帽子。另一个途径是按照洋为中用的原则，对世界上各民族精美的服装佩饰实行拿来主义，将其改造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佩饰，既不盲目创造，又不机械照搬。
可见，由于土家族服饰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双重特征，因此创新阶段的土家族服饰同样应具备上述两个特征，这在客观上需要我们加强对土家族服饰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从学理层面加强对土家族现代服饰研究的宏观思考，从实践层面加强对土家族现代服饰设计、制作等工作的微观指导，达到设计、制作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特色的土家族现代服饰的目的

    注释：
    [1][2]：乾隆《永顺府志》。
    [3][4]：乾隆《永顺县志》。
    [5]同治《恩施县志》卷八。
    [6]《宋史》卷四百七十。